那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现在还好吗？

在审查这种解释时，我们必须‘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建立在考虑了相关因素的基础之上，以及是否存在明显的判断错误。

经民警劝阻无效，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这种变更，是否会发生与信赖保护原则相抵触的问题呢？虽然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是行政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未曾变更，而只是其裁量基准发生变更，似不侵犯当事人的权益。

[42] 即使已设定了基准，但有时也会出现不适合公布的情形，例如将不受制裁的违法行为明确后可能助长违法行为。德国的法理和判例上虽然重视裁量基准的价值，但其《联邦行政程序法》并未就此作出规定。[22] 应当说，行政裁量基准具有两面性。[27] 参见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73页。第一，控制行政裁量的运作。

[日]山下竜一「裁量基準の裁量性と裁量規律性」法律時報85巻2号（2013年2月）24頁参照。从平等原则出发，应将设定裁量基准规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但是，这个政权是有缺点和弊端的。

因为，公民不服从是在忠诚于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外围的边缘上）表达对法律的不服从。最后，中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种情形下，提倡公民不服从只会给国家、社会带来混乱。宪法序言先后六次使用革命一词，可谓是革命的宪法，革命是贯穿整部宪法序言的叙事线索，也是合法性论证的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是非法的，似乎就可以不需要正式的法律制度。因此，反抗封建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建立共和政体，就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共和国叙事，并与民族国家叙事一起，描绘了现代中国的诞生。

历史维度的展开就像家族族谱的展开一样，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位置，不仅获得了归属感，同时获得了正统性。为什么立宪者不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更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根据许崇德教授的记述，中华民族一词曾经被写入宪法，但后来被删去了，至于删去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公民所能采取的积极主动的行为，最重要的就是公民不服从。Pascal曾说，我们所谓的正义或非正义，无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美国圣约翰大学特玛纳哈教授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最后写到：在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历时数世纪。但这些价值和观念，在我国还远远没有确立起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另一个任务，是如何在内部整合大清治理下的多元族群关系，虽然到了中晚清，华夷之辨经过士大夫们的重新阐述，已经不再是满族统治的理论障碍，但族群之间的区隔和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些学说对公民不服从理论也具有基础作用，但民主学说并非为西方所专有，而功利主义学说的解释逻辑在我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也即，这两种学说并不具有本文所指的西方性，因此，本文略过不提。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对西方性的依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此外，第十一段还有全国各族人民这样的表述，与中国各族人民意义相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这便是作为横轴的历史维度。今天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就是争取将一个族群转变为一个民族，进而建立自己族群的民族国家。

虽然在今人看来，洛克的三权分立不无缺陷，如未将司法职能独立出来，而是将司法职能看作是立法职能的一部分。也即是说，对法律的不服从，其最终表达的是对法律的忠诚。这种印象之所以错误，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上文中谈论的公民不服从问题的范围仅仅是局限于西方宪政国家的。第三，目前提倡公民不服从必然会给社会稳定和秩序带来消极影响。公民不服从虽然看上去增加了矛盾或者加重了冲突的严重性，但是，公民不服从并不意味着公民会永远地不服从，而是通过不服从表达其愿望或要求，是要与有关方面进行交涉，并达成新的平衡。而作为国家的nation更好理解，今天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便是由一个个具体的nation（国家）组成的。

但是，由于改革的深化等原因，我国当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各种违法的现象大量存在，偶有出现公民与政府对抗甚至大规模冲突，有人将公民与政府的对抗或冲突称为公民不服从。当然，这层基础是否发挥了作用仍值得探讨，这里仅仅探讨立法者的意图。

所有这些具体的中国意象首尾相连，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在时间上向前向后均无限延展的中国，勾画出中国的家谱。阿伦特指的应该只是公民不服从的概念，而不是指公民不服从的理论。

但他持守的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对我们却不无启发：人们的环境即使不能决定，却也能够影响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二、公民不服从的宪政意义 公民不服从，也称市民不服从或者非暴力反抗，指的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

nation一词同时具有国家、国民与国族三种含义，民族一词是对国民与国族两层含义的翻译。再则，专制社会中的法律与政策跟民主、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和政策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专制社会，其法律和政策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们存在缺陷、不合理或是不正义之处，而在于它们并非经由民主产生。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西方各色公民不服从理论无一不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推演和论证的。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对象是中国。所谓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自始便具有多元性，并在此获得了宪法上的承认。

只要人们用真理来洞察政权的奥秘，并毫无偏见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就有可能发现其体制的缺点和弊害。《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颇为公允，它说，‘公民不服从一词，赖梭罗那篇著名的论文而传布开来，而不说是梭罗率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及理论。

可见，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在我国并没有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几乎每一种法律体系都包含一些毫无意义的甚至肯定有害的法律，服从它要么不会使人受益，要么更糟糕，还会造成伤害。

这两种划分是相互交叉的，同一个族群中有不同的阶级，而同一个阶级中又有不同的族群，但阶级身份与族群身份，或者说阶级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可能存在冲突的，当冲突发生时，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从宪法序言来看，制宪者认为阶级身份必然优先于族群身份，阶级认同必然优先于族群认同，因此建立在阶级分化之上的人民概念优先于族群概念，不同的族群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或相似的阶级身份，社会主义者相信，阶级的团结、被剥削者四海一家的感情，以及将会从革命中诞生的一个正义与理性社会的前景，会提供这种不可缺少的社会黏合剂，阶级的自由结合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驾驭（族群团结的）自然的力量。环顾当今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少原来没有法治传统的社会，上述情况（即官员和人民对法治的接受）正开始出现。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的西方性，并不仅仅意味着它来自于西方，而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它的存在依赖于这种西方性，即西方性构成了公民不服从的前提条件。河流是正义的界限，真够奇特。

也就是说，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的西方性，并不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就不能讲公民不服从。并通过对民族、人民、阶级等关键词的分析，揭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和国意象）是如何落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意象）的。

那么新中国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和体制？中国人民如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序言第六段给出了答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以便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纬度相差3度，就会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

那么如何具体理解这种共和国意象？既然共和国意象的核心原则是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那就先从中国人民这个词说起。20世纪以前的宪政理论，强调根据职能将公共权力进行分离，从而实现国家权力结构的平衡。